秦制王朝在其末期出现的“缺乏资金”问题，是其朝廷的显著特征。历史上最后两个采用秦制的王朝均因财政困窘而走向灭亡。明朝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崇祯帝虽然生活简朴，但明廷的财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来应对来自外部的满清威胁以及内部的农民起义，只得不断加重税负，最终使更多百姓心生怨恨，以至于李自成进攻北京，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与之类似，清朝也在贫困中覆灭。引发武昌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四川保路运动”，其背后是因财政困乏，清廷意图将民间投资者所建设的铁路“收归国有”，遭致民众的强烈反对。清廷决定派遣湖北新军进驻川区镇压，导致湖北地区兵力空虚，革命党借机在武汉发起起义，从而促成了清王朝的崩溃。

实际上，秦制帝国的根本性质使其注定最终面临“缺乏资金”和“穷途末路”的命运。秦制帝国并非是一个为人民所拥有的国家。根据吴思先生提出的“血酬定律”，该帝国治下的百姓不过是皇室和功臣在征战中获得的“战利品”，他们的存在与牛马并无二致，唯一的职责是创造财富供皇室和功臣享用。起初，皇室和功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极小，但随着王朝的稳固，皇室及其后裔的人口却开始急剧增加。例如，在崇祯时期的朱明宗室，人口数量普遍认为不低于20万人，这庞大的宗室群体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财政，宗室所需的岁禄甚至曾占全国田赋收入的50%以上，因此说“朱明宗室吃垮天下”并非毫无道理。相比之下，清朝的宗室和觉罗虽人数较少，约为7万，但却有明朝所没有的“旗籍”制度，清末的旗人数量已达到两百万，他们由国家财政供养，并不像其他百姓一样创造财富，而是依靠民众的劳动。

此外，功臣和外戚集团中的许多人虽然不像皇室那么纯粹依赖吸血，但他们的生意往往是靠“特权”来保障的。他们可能垄断了食盐等重要行业，通过垄断牟取暴利；或者利用特权与民间的商业对手进行不正当竞争，劣质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打败了品质更好的地方商家。这种情况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社会生产效率自然逐渐下降。

仅依靠皇室、功臣和外戚是无法统治国家的，因此朝廷需要招募官僚来协助治理。皇室和开国勋贵如同企业老板，而官僚则为其打工。他们三者均为“权力阶层”，掌握着财富的分配权，但这个群体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虽然偶尔会有个别成员参与财富的创造，但总体上造成了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割裂。财富创造者在财富分配方面通常不具备权力，而一旦朝廷要处理富商的财产，必能寻找到合理的理由，富商唯一的选择就是顺从，否则将面临更为惨淡的结局。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有能力的人都会尽量通过各种手段挤入“权力集团”，成为财富的分配者。就像《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他并不优先投资扩大业务，而是选择贿赂权贵，以攀附权力。乡村的土财主虽然手头有一些钱，但却经常受到官府的欺压，于是宁愿花钱让儿子读书考取功名，希望通过考取官职来获得保护。这种现象使得一旦财富逐渐积累，大多数人趋向于通过变得“有权力”的分配者，而不是成为财富的创造者，为了进入这些权力阶层而牺牲大量财富，像西门庆的行贿和土财主供养儿子上学，均需要巨额投入。这种资源的浪费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创造能力不断下降，而权力圈层则越来越庞大，社会的负担也随之加重，最终难以承受。

秦制帝国的这种游戏规则不仅吸引了财富流向权力场，还造成了选拔机制的失衡。能够进入权力集团的通常是更聪明的人，而剩下的则被迫继续从事农业、商业等创造财富的活动。长此以往，产生了“食利阶层”中越来越聪明的人和“创富阶层”中的普通百姓之间的绝对差距，导致社会分配逐渐不公，最终衍生出一系列问题。

因此，随着帝国的衰落，权力阶层的人数日益增加，而能够创造财富的群体则愈加稀少且质量低下，这使得每位“韭菜”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想要脱离“韭菜”阶层的人越来越多，纷纷想挤入“镰刀”阶层，竞争愈加激烈。在这种背景下，权力集团内的职务含金量显著上升，得到这些职位的难度亦随之加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纷纷谋求关系，依附于权贵。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现象导致的改革变得愈加困难，因为已经攫取到丰厚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放弃这些权利。